简要内容：近期爆出的上大学“顶替”事件，成为高考前夕社会各界的关注话题。考生科场作弊，统统取消资格；已考中的则取消名额，“执送刑部问”甚至“禁锢终身”。咸丰八年的戊午顺天乡试案———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听从家人嘱托而替人换卷，副主考程庭桂之子程炳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

古代科举不敢“顶替”？

近期爆出的上大学“顶替”事件，成为高考前夕社会各界的关注话题。中国自有科考以来，科场舞弊源源不绝，但像“罗彩霞案”这样的冒名顶替，却罕见，原因何在？

“副处”小官王峥嵘竟能打通层层关节,让其女儿冒充湖南考生罗彩霞上了大学；湖北的郑飞连高考也没参加，居然“顶替”了“录取生”王俊亮进入大学殿堂。可以相信，这样的事深挖下去，还会有更奇妙更精彩的版本。

就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使用而言，今天的高考制度类似于过去的科举。因为一纸定成败，自有科考以来，种种作弊现象就源源不绝，奇招迭出。然而，在确保公平公正上，古代对科考作弊的防范、监管微细严密，让人叹为观止；而拥有高科技手段的今天，科场监管的漏洞和舞弊的恶劣，大有“前无古人”的味道。从古代科考的操作和惩处违规的手段，比较今天腐败的层出不穷，很有意思。

中国科举起于隋唐，其公平选拔人才的主旨，让贫寒子弟越过“下品无豪门，上品无寒门”的坚壁，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理想成为可能。事关皇权社稷的盛衰，科举从一开始，其制度设计就趋于严谨，“一切以程文定去留”，明代更是推出标准化的“八股”命题。而防范舞弊措施之严密，更是到了穷尽一切手段的地步。

有人将科举考规总结为七句话：“锁院(提前封锁考院和出题考官)以防漏题，搜检以防夹带，监考以防偷看，糊名誊录(考卷上交后由专人誊写再送阅，以防阅卷官通过笔迹辨认考生)以防关节，内外帘隔以防串通，场后复试以防冒名，考官回避以防徇私。”

古时秀才的录取名额，是按各地文化发展的差异分配的，文化发达的地方名额多些，如江浙一带；一般地方名额相对少些，不发达地方则会给予照顾，如贵州。但是，名额多的地方考生也多，江浙人如果把自己的户籍变为贵州(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考取的机会就大大增加。也有人试图找人“替枪”应试，但可操作性很低，因为考生的姓名相貌等信息，是要在户籍地发榜公布的，有的地方还要求考生出示族谱，在“熟人社会”里，“冒籍”和“冒名”很易被发现。

考生的实名担保制度盛行了很长时间。致力科举文化研究的近代名人齐如山，在其《中国的科名》中介绍，考生听到学政(省里主管教育的长官)点名，不但要大声应答，还须走到学政面前喊“某人保”。这保人通常是考生花钱请来的廪生(明清两代经考试入府、州、县的学者，由公家给以膳食。通名生员，习称秀才)，这廪生也要接着应答“某人保”。有的地方还要层层作保，甚至每一层都要多人担保。考生如有“冒籍”、“冒名”，保人是要革除功名并下大狱的，因此买通保人找“替枪”十分困难。

考生科场作弊，统统取消资格；已考中的则取消名额，“执送刑部问”甚至“禁锢终身”。考官没有尽责导致考生“冒籍”、“冒名”成功，轻者降级调用，重者革职查办，直至流放、问斩。

被流放的犯人多是充军和苦役，没有朝廷特许不准回来，往往意味着就此终老。清代东北的流放地很多，最著名的是位于黑龙江省海林与宁安的宁古塔。那时宁古塔尚未开化，气候严寒，人烟稀少，号称“荒徼”。而据史载，仅在顺治年间，因科场案、浙东通海案(祁班孙兄弟等的复明抗清被捕案)等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多达数千人，尸骨永埋宁古塔的流人不知凡几。可见当时的科场舞弊，罪同谋逆。

惩处虽重，仍有人抵不住功名诱惑，1000多年来科举舞弊案源源不断，手法屡见翻新。但在政治清明时代，科举风气总体上还较为端正，只是到了明末，官吏腐败，科场舞弊风才越吹越烈。清王朝恢复科举取士，科场积弊也随之沿袭下来，并在顺治年间达到顶峰，酿成丁酉系列舞弊大案，大狱四起，株连甚广。

顺治十四(1657)年，岁次丁酉，顺天考场爆发大型科场舞弊案。主考官李振邺、张我朴等人公开受贿，致众议沸腾，考生集体到文庙哭庙。刑科任克溥上疏：“北闱榜发之后，途谣巷议，到处都有不满怨言，此中弊窦甚多。”吏部﹑都察院会审，审出李振邺赃证有据；吏科给事中(行使稽查六部职责的官员)陆贻吉与居间博士蔡元禧﹑进士项绍芳以及行贿中试举人田耜﹑邬作霖等舞弊属实。7人俱立斩，家产籍没，另有108人流徙宁古塔。

影响较大的还有康熙五十年的辛卯江南乡试案———中试者多为扬州盐商子弟而被质疑，其中吴泌﹑程光奎等人文理不通，舆论大哗。结果涉案的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被解任；副主考赵晋与同考官王曰俞﹑方名私受贿赂，斩立决；吴泌﹑程光奎等均绞监候(死刑，监禁等候再审)；主考左必蕃失察革职。

咸丰八年的戊午顺天乡试案———主考官大学士柏葰听从家人嘱托而替人换卷，副主考程庭桂之子程炳采收受关节条子，交家人带入场内。结果5人先后被斩，数十人被流徙﹑革职﹑降级调用﹑罚俸。柏葰成了清代科场案中唯一被斩处的一品大员，也是科举史上死于科场案的职位最高的官员。

纵观科场舞弊，有两点比较明显。一是打击扩大化，案情往往没那么严重，冤死的官员不少。有学者就认为，清初科场案的轰动，与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为排除异己，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有关。二是舞弊虽多，但像“罗彩霞案”那样的冒名顶替，尚罕有敢于尝试的。今天科场的舞弊已舞到深层，连姓名、身份证和档案也可改掉，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监管虚设和问责空缺下的潜规则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