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闭幕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教育要发展，根本在改革。《教育规划纲要》更是对招生制度特别是高考改革提出了明确思路。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教育规划纲要》精神，就要针对目前高考制度存在的弊端进行锐意改革。
近日，北大、清华等著名大学为录取多少“状元”各执一词，喋喋不休。而美国耶鲁大学只用半小时就把我们心目中最优秀的学生挑走了。中外大学在选拔人才方面差异很大，我们仍坚持统一高考，而外国许多大学实行自主招生。香港的大学录取内地学生也很注重面试成绩。这些，给中国高考改革带来什么样的启示？中国式高考应该向别人学些什么？
——编 者
“什么人能考上北大、清华？”提出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答案都会类似，“高分生、尖子生、高考状元。”
“什么人能考上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提及这个问题，答案就五花八门了，“得过西屋奖的、自编歌曲募集善款的、还有推销饼干的……”
当然，面对同样问题的不同回答，我们首先应承认，美国的高校招生制度历经300多年已日臻成熟完善，与其本国的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相关，其他国家可受其启发却无法生搬硬套，毕竟“橘逾淮而北为枳”。但就在2010年这个高考之后的夏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我们无法不反观国外的高招制度，而对中国式高考，重新思考与打量。
2010年高考后，火热而喧嚣。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国内一流学府为了各自状元的录取数量大打口水战，一家说自己囊括了全国九成的理科状元和近三成的文科状元，一家则称将六成以上的状元收归门下。而就在此时，湖南一所知名高中的校长却频发感触：“耶鲁大学的面试官真厉害，几个问题就将我们心目中最好的学生全部挑走，而这些学生如果参加国内的高考则多半考不上清华北大。”
这情景，不禁又让我们回想起这些年来有关高考状元之争论种种，回想起2005年香港大学自行在内地收取本科生，11名各省市的高考状元因面试成绩不理想而被拒之门外，又或让我们回想起1996年，哈佛大学也曾向165个SAT满分的状元说“不”，而理由就是，对高分背后的综合素质并不满意。
一面是国内最知名的两所高校仍在忙于状元之争，一面是国际知名大学不唯状元是瞻，而唯素质论。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开启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新起点的今天，在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成为强烈共识的今天，在《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深化考试内容和形式改革”的今天，我们应该对现行的高考制度思考些什么？
特色人才选拔——
“一流考生”与“一流学生”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高考指挥棒下，很多有特点的学生刚上高中甚至初中阶段就被纳入了统一的轨道，而没有太多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这是清华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孟芊不久之前针对“清华大学从2003年开始自主选拔工作，便为特殊人才的脱颖而出开辟了一条特殊通道，制定了特殊的选拔程序和办法，包括严格的考核办法和决策程序。然而，除了学科竞赛获奖者和文体特长生之外，却罕有符合条件的学生”这一现象发表的观点。
有这样一种说法：所谓“考生”，是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所谓“学生”，是指勇于探索未知世界的人。两者一字之差，却有着天壤之别。目前中国现行的考试制度，培养出来的是“一流的考生”，而非“一流的学生”，中国的学生每年都不乏国际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却始终与诺贝尔奖无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基本要求，是去探索未知的世界和领域。
而也正是由于现行的考试制度，导致教学模式变为以“应考”为目的。而本应“以产生问题为目的”的教学也最终演变成为“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教学。一些在小学、中学阶段表现出一些特殊潜质的孩子，为了适应现行的考试选拔制度，也不得不死啃书本，从而最终磨平了身上的独特之处，由“一流的学生”变为“一流的考生”甚至并不“入流”的考生。
哈佛大学一位校长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杰出的大学生来源于杰出的高中生，我们是一个极力培养、鼓励高中生具备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的学校。社会对一流高中生的赞美，并不局限于好的课堂成绩，而是多方面的。要成为哈佛的学生，光有好的成绩是不够的，还要看他是否有开创新天地的创造性；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要看他是否有探索未知的好奇心；仅仅关心自身专业领域是不够的，还要看他是否有关注其他方面的广泛兴趣。
多元评价机制——
单元的结合“1+1<2”，多元的结合“1+1>2”
有这样一个比喻，一支足球队，一定要由具备不同技术特点的球员组成，如果11名球员特点雷同，则不可能是一支优秀的球队。这就是单元的结合“1+1<2”，而多元的结合则“1+1>2”。同样，世界一流大学追求的境界，也是营造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使得学生在课外学到很多课内学不到的东西，使得学生随时随地都能遇到可取长补短的人，而为了营造这样的环境，就需要有多样化的录取标准和多元的评价机制，招收具备不同背景、不同特点的考生。
又是中西方两种考试制度结果的对比：一名中国考生高考分数距重点分数线仅一分之差，最后遗憾地去了一所很一般的高校。这名考生和其家长感慨，“一分之差，天地之差”；再看国外，哈佛大学最经典的录取案例是一个出身贫寒的女孩儿，父母靠捡垃圾为生，女孩儿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立志靠自己的力量改变命运，最为可贵的是，女孩儿看到社区内还有很多同样需要帮助的人，便在课余时间做义工，用微薄之力帮助身边的穷人，后来，女孩儿被哈佛大学录取；俄亥俄州雪克黑茨市哈沙维布朗高中的爱丽娜·奥聂斯凯斯基一直关注水污染，并选定解决金属离子污染水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在3000多个小时的试验后，她终于发明并申报了可以有效减少电镀时排入水中的金属离子的专利技术，凭借这一发明，她被哈佛大学成功录取；一个孩子为了推销饼干，异想天开地闯入大公司，点名要见CEO，并大胆向其推销，从饼干如何美味到用卖饼干的钱帮助贫困孩子，再到如果该公司做了这件善事将会在社区造成怎样的影响……孩子的胆识和智慧打动了CEO，也打动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考官。
我们看到，很多国外高校录取新生，并没有固定的指标体系，而是多元评价、综合评价；既有智力方面的考量，又有非智力因素的要求；既重视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注重学生平时的学习成绩；既从考试分数、年级排名等硬指标来评价学生，也从充满人情味和个性化的自荐信、推荐信中了解学生。这种多元的指标，既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又不错失“偏才”、“怪才”。
这种综合评价方式正是我国高考多元化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令人欣喜的是，今年，清华大学从玉树地区保送录取了抗震救灾小英雄尕玛朋措，作出了多元评价的可贵尝试。但在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有限、诚信制约机制尚未健全的背景下，将统考之外的其他因素适度、逐步地纳入录取指标体系，仍只能循序渐进推进。
灵活的考试方法——
考试，是“之一的手段”还是“唯一的目的”？
“考试内容教材化、考试方法单一化、录取标准教条化”这是一些专家对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之弊端的评价。具体解释，就是重“知识立意”、轻能力培养；试题以书本内容为中心，忽视对学习态度、实际能力的考察；高考总分一刀切，忽视个性与特长的显露。
有学者指出，考试是一种手段，面对考试的结果，可以有各种态度：发现问题，改善之；发现人才，选拔之。但是，当考试这一教学当中“之一”的手段，变为整个教育链条中“唯一的目的”，完善人格的教育就变成了“认分不认人”淘汰式应试教育，从而出现教学为考试服务，“目的”为“手段”服务的本末倒置。
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随着考试的历史发展，在实践中，人们对考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即任何一次单一的考试内容、形式和方法都无法完整地评价一名学生。因此，很多国家一方面通过实行多次考试的方式来弥补一次考试的不足，一方面，尝试用多方面的考试内容和方法来全面考查学生。如英、法、德、日等国的考试除了统一的必考科目外，考生和大学的自选考试科目也很多；考试形式除了笔试外，还增加了小论文、面试、口试、实验等方式。
将校外考试与校内考试结合，从结果性评价转为过程性评价，是各个国家考试制度的变化趋势。避免“一考定终身”，给不同类型的考生提供机会，为一位考生提供多次机会，国外一些大学近年来也注意到给予考生考试机会的增多和录取形式的多样化。韩国在1980年后，高校录取就要参照中学成绩，并规定高中成绩在总成绩中比例不能低于20%；德国大学入学资格的获得，高中学习成绩占据总成绩的2/3。日本将各大学单独进行的考试再分为两次，学生参加第一次单独考试失败，仍可挑战第二次单独考试。
回到文章开头的“状元之争”，一位高校招生工作人员说得好，“与其在一两个状元问题上斤斤计较，不如多一点时间研究招生改革，多一点精力加强学生培养。”相信随着《教育规划纲要》的实施，各高校探索“多元评价、公平录取”的步伐必将迈得更大。正如公众所盼：有朝一日，北大、清华不再“抢状元”了，高考制度改革了、教育理念进化了、选材标准拓新了，教育不再“以考为本”了，素质教育也就能实现了，我们拥有一流人才和一流大学的梦想也就能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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