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以人才名义被北京市授予绿卡“居住证”者，多年后其子女却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由此造成有的绿卡子女以自杀相抗。
对该政策意图，有关部门的解释是：担心绿卡子女挤占北京户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绿卡”子女高考苦
酷热7月中，2009年高考生李莉从户籍所在地河北保定回来就缩在北京家里，阴沉着脸。她的父母回忆，当时都不敢跟她说话，气氛令人窒息。
6月底，河北三档高考分数线公布，李莉就痛哭了一场，“只考了480多分，上了三本线”。
“三本”意味着李莉只能选择报考学费高昂的民办大学或“院中院”，这与当初的理想“人大新闻系”差距悬殊，而当年北京班同学多半能读重点名校。
造成这一差距的是，在北京就读了十年的李莉因父母持“绿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而非北京正式户口，失去了在京高考资格，不得不突然回到完全陌生的原籍保定小城插班学习，教材内容不同，进度不一，听不懂，跟不上，李莉从北京的重点中学尖子生成了保定的差生。
高三一年，李莉深刻体验了保定和北京教育的“两重天”，尽管保定距北京只区区一百多公里。
在北京，她沉浸在素质教育温床。她考上艺术团合唱队，多次为国家领导人和外宾演出，出国到欧洲、新加坡、泰国等地交流访问；担任学校电视台节目主持，为外研社录制英语教学片。
在保定，一切都跟着考试大棒转，她感觉掉进了“冰窟”。晚自习不允许上厕所，谁上厕所就罚站一星期，最郁闷的是连戴个彩色发夹也被管生活的副校长当众训斥，“她天天打电话哭诉。”她的母亲说，“我们每两个星期就请假陪她，做心理疏导。”
而去年参加高考的杨光，母亲侯女士则选择了不计成本从外企辞职，陪女儿回老家四川江邮县备考，“当时环境很恶劣，老家距离震中北川15公里，房子裂了大缝”。
因与北京教育的诸多差异，杨光也是从倒数一二名往前追，最终考了533分，考取了上海体育大学体育新闻系。尽管和北京同学比差了一大截，但侯女士仍“如释重负”，“能上大学不错了，50%的“绿卡”孩子一个人回了老家，最后啥也没考上。”而北京今年的高考录取率预计可达79.5%。
之所以选择上海学校，是因为杨光不愿再回京读书，她写文章表达对北京的不满：“这座我生活了十几年的城市欺骗并抛弃了我。”
据北京市教委统计，北京现有“绿卡”人员两万多人，包括家属4万多人。2009年参加高考子女700多人，16岁到19岁有2723人，其中19岁428人，18岁727人，17岁863人，16岁705人。
而2008年，一名一直在京上学的女孩，因参加北京高考报名受阻服毒自杀未遂。媒体报道中引述女孩班主任的话：“这个女生平时好好的，但只要涉及户口，她就情绪低落，不愿意说话。”
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称这些孩子是“被抛弃的群体”。由于现行的“学籍+户籍”高考政策，这些“移民二代”正成为没有未来，也没有归属感的“无根浮萍”，他们既不能融入当地城市主流参与公平竞争，又难以回归原籍，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趋于边缘化和被排斥化。
“在京高考权”难落实
全国人大代表赵林中、俞学文和周洪宇，北京市人大代表韩志军等，先后多次在全国人大、北京人大会议上提出议案，建议允许“绿卡”子女在京高考。
自2005年起韩志军多次“上书”，2009年北京“两会”是他第5次提出相同提案。
1999年，北京市人事局出台“绿卡”制度，凡持有“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者，在子女入托、入中小学等方面享受北京市民待遇。“绿卡”甫一出世就吸引了数以万计全国各地人才云集北京，以中关村为核心的海淀区，“绿卡”族最集中。
2003年6月，北京市人事局正式出台《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持《工作居住证》满3年经聘用单位考核推荐，并符合年度人才开发目录要求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但持“绿卡”者焦虑地发现，“三年之约”并未按规定兑现，其具体考核标准细则至今也未出台。“绿卡”制度中的有关子女受教育“享受市民待遇”这一条，可以参加中考，却在高考上是“双重标准。”
许多“绿卡”家长的孩子已面临高考，但北京人事局网站上关于“绿卡”转落户的测评系统，6年来一直只显示“在建设中”。
直到2009年4月，北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网站突然发布消息：“绿卡”在30天内完成年检。很多人错过这一时间，“绿卡”被冻结。
2008年初，教育部出台的“招生工作规定”对考生户籍限制作了适当放宽。上海、天津、深圳和广西等地，遂允许持有《工作居住证》一定年限人员的子女在当地高考。据悉，上海协商解决此问题牵扯了18个单位。
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俞学文在“两会”上提交了《关于放宽户籍对高考资格限制解决社会矛盾的建议》。
俞学文建议进一步放宽户籍对高考资格限制。借鉴上海、天津等地的做法，可按照居民在当地工作、居住和纳税的年限或者子女上学年限等条件来划定界限。
为了争得孩子在京高考权，“绿卡”家长们结成了“绿卡”联盟，有一个自己的QQ群，几百人群策群力。
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王振宇律师至今接触了4拨“绿卡”家长，“看着家长们的情绪从满怀信心到茫然、失望直至崩溃”。
2007年，王振宇是“绿卡”人周靖的代理律师，首开“绿卡”高考法律维权先河。当年，周靖向北京东城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市人事局行政不作为”。
最终，法院不予立案，周靖只能放弃在北京的一切，带孩子返回丈夫老家呼和浩特参加高考。“她老家是海南，海南打击高考移民，坚决执行必须要有学籍又有户籍，但她的孩子一直在京读书，不满足海南学籍要求。”王振宇说，“有的家长被迫无奈只能找当地学校关系伪造学籍，花不少钱。”
目前海南、内蒙古、河南和新疆等省市、自治区都明确要求，除户口外，还要在原籍有3年学籍，才能参加当地高考。
更荒诞的是，有些家长的户籍并不在家乡，而在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工作城市的人才市场，“我们孩子回去谁也托付不了”。
前有“户籍、学籍双认定”的政策，后有正在实行改革的变化莫测的高考考试政策，特别是多省实行课改后，自主命题，考纲各异，使“绿卡”家庭出来的孩子难以适应，进退失据。“这些孩子回原籍考试，肯定没法考，内容全变不说，平时成绩10%也丢了(由于课改等原因)。”“绿卡”家长杨先生说，“许多孩子学到初三，就去学托福，GRE，(知道高考要付出代价太大)被迫出国，有的家长把房子都卖了。”“绿卡”人被逼入了死胡同。“绿卡”人先后十余次上访，找北京市人事局、北京市教委、国家教育部和国务院信访局等部门交涉，始终未果。
“他们担心‘绿卡’子女挤占北京人的高考机会”
“如果他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挤了本地孩子考本地学校优势，我们不填报北京高校。”一位“绿卡”家长说。
家长们的揣测并非空穴来风。
2009年6月，家长们等到的北京政府有关方面的回复部分印证了此猜测——“教育的公平、公正只是相对概念，同时要具备一个大多数人能接受的统一前提，解决“绿卡”人员子女在京高考问题，必会引起连锁反应，使更多人为参加‘高考’涌入北京，挤占北京户籍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机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将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政府不应仅为有北京户籍者服务，应为所有北京纳税人服务。”在一家企业担任老总的刘先生反驳说，“为什么我们纳税比别人高得多，但户籍福利却享受不到？”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认为，这背后是北京户籍与外地户籍之间的“招生指标分配不公”问题。
一些人拿“保护边远少数民族省区考生利益”做“挡箭牌”，然而人们对招生指标不公真正的不满，并不是针对落后地区，而是针对北京等大城市，“你在外地读个大专也许在北京就可上名校”。
他认为应尽快让高等教育资源按实际就读高中人数在各省市之间公平分配。但他认为，与此相关的最大的问题是，国家的财政投入和社会福利没有全民均等化、国民身份化。
要解决流动人口资源合理分配问题，王太元建议应进行“实报实销”，“所有的公共投资将利益明晰分配到个人身上，按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比如，四川的孩子到北京，国家给的500还是给他，四川说你不在这受教育了，那我们就不给了，北京给这部分。假如北京也不给，那家长再自己补上这500，这也是相对公平的”。
在人口日益流动的今天，“户口纠纷只是冒出来的最容易被看见的小小‘尖顶’，藏在下面的才是关键。”王太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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