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老舍创作的高峰期及成熟期，除了长篇小说之外，他还陆续写了几十篇短篇小说，收为《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集子。《邻居们》是《樱海集》中的一篇。要讨论《邻居们》，不妨从老舍的短篇小说观开始说起。

　　20世纪30年代老舍对短篇小说这种体裁非常重视。他是从长篇小说开始写作生涯的，但经过了短篇小说的写作之后，他说自己这种先长后短的写作经验事实上是“吃了亏”。他说：“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长篇练习，很有点像练武的不习‘弹腿’而开始便举‘双石头’，不被石头压坏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够力举千斤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笨劲。这点领悟是在我写了些短篇后才得到的。”因此，“短篇想要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1〕这种精神表现为他在各个层面对短篇小说写作的用心，比如在取材方面经验与想像并重，在结构方面力求紧凑精到等。不过这些，似乎也都是老生常谈。老舍短篇小说的特点，还在于他使用的一些具体的写作手法。这些手法或许不仅仅是针对短篇小说而言的，但由于短篇小说本身的特性，以及这一时期老舍对短篇小说体裁的偏爱，使老舍把这些技巧运用得恰到好处。

　　完整地看《樱海集》等集子，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作品都可称得上“人物素描”，小说的主旨基本以刻画人物为中心。塑造人物形象，是老舍创作时最为关心的问题。关于如何写人物，老舍在《人物的描写》一文中提到：“描写人物最难的地方是使人物能立得起来。”至于怎么“立得起来”，他具体谈到的方法有：一，注重人物的动作，“我们须随时的用动作表现出他来。每一个动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现出他一点来，他便越来越活泼，越实在”。二，描写相貌：“需要充分的观察，且须精妙的道出，如某人的下巴光如脚踵，或某人的脖子如一根鸡腿……这种形容是一句便够，马上使人物从纸上跳出，而永存于读者记忆中……人物的外表要处，足以烘托出一个单独的人格”。三，描写对话：“我们须依着他心中的变动去写他的话语。言谈不但应合他的身份，且应合乎他当时的心态与环境。”〔2〕

　　除了对人物动作、外貌、语言的细致把握外，老舍还特别强调人与事的配合。这种配合不仅使人物更丰满，更重要的是，可以展示故事背后的人文关怀。他说，人物有了个性，“我们应随时给他机会与事实接触。人与事相遇，他才有用武之地。我们说一个人怎好或怎坏，不如给他一件事作作看。在应付事情的时节，我们不但能揭露他的个性，而且足以反映出人类的普遍性。”〔3〕“事实无所谓好坏，我们应拿它作人格的试金石。没有事情，人格不能显明；……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4〕

　　以上是老舍对短篇小说的一些看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巨匠，老舍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何种角度来进行他的文学思考的。这也是近年来老舍研究中具有突破性的一点。有学者认为，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以作品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市民世界”，并通过塑造不同的市民形象，来展开他对这个“市民文化系统”的批判、讥刺、反思。〔5〕在《邻居们》这篇短篇小说中，上述诸多方面都有体现。我们就从小说中人与事的配合方面进行解读。

　　《邻居们》塑造了明先生、明太太，以及杨先生、杨太太两对夫妇。明家夫妇是市侩，明太太是市侩兼泼妇，明先生是市侩兼“西崽”；杨家夫妇则是爱惜自己“礼貌”和“身份”的小知识分子市民。小说中的事件有二，我们不妨称之为“葡萄事件”和“信件事件”。小人物，小事件，作品的篇幅也不长，很合乎老舍对短篇小说“集中”“紧凑”的要求。最为精巧的，是人与事的配合，时合时分地推动着小说的发展。老舍以从容的笔墨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同时揭示出“故事”背后的“人类的普遍性”“人生的哲理”，从而完成老舍式的文化批判。

　　小说中最先出场的是明太太，老舍先用了三段文字对其进行静态分析与描摹，将她置于一个“坐标”之中，立刻就使她的形象初步“立”了起来：“她一切听从丈夫，其次就是听从儿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个性既已确立，老舍马上将她置于事件当中；而在“葡萄事件”中，明太太最出色的表现就在她的语言上，寥寥几句，句句带着居高临下的蛮不讲理，市侩兼泼妇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而明太太的言谈举止以及“心眼”，同明先生密切相关。明先生属于老舍作品中最令人厌恶的“西崽”化的市侩形象系列，他们通常恶俗、恶毒、虚伪，而且自我感觉极好。对这类人物，老舍常常施以漫画式的描绘和辛辣的嘲讽。小说中的明先生，自视为圣人，很“高傲”，连头都“抬得很高”，因为“高傲”，甚至“不愿意高声的打太太”。在“葡萄事件”中他没有现身，然而推动明太太冲锋陷阵的“原动力”，其实却是他身体里的“黑点”。正是这个“黑点”，使得明太太格外强调杨家葡萄的“酸”，而把一个“像杨太太那样的女人”给“窝回去”。这里确乎有种“人类的普遍性”。

　　“葡萄事件”引发了“信件事件”，这使杨先生这个“最新式的中国人”的面貌逐渐清晰。写杨先生，主要是写他在“信件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心理变化。最初，杨先生写了一封文明交涉的信，“想像到明先生见了信，受了感动，亲自来道歉……”但明太太的拒收使“信件事件”的进展似乎无以为继，杨先生无奈地“甚至于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儿架”；好在紧接着又来了一封送错的信，推动故事有张有弛地继续着。正是这第二封信，使小说中杨先生的心理产生了数番的跌宕起伏，非常有意思：“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等老妈子把明太太再次拒收的信拿回来之后，他“倒为了难”，“想来想去”，才决定贴上二分邮票把信寄出。第二天下午听到明太太挨打，杨先生“忽然想起那封信，也许那是封重要的信”，“这么一想，他非常的不安。他想打开信看看，又没那个勇气。不看，又怪憋闷得慌，他连晚饭也没吃好”。不安与思考的结果，终于“使他觉出自己的优越，明先生只是个会抓几个钱的混蛋”，并且再次想到把信扣下以报复“混蛋”。最后，杨先生“很得意的把两封信一齐发了。他想像着明先生看看那封客气的信必定悔悟过来，而佩服杨先生的人格与手笔”。由杨先生的心理变化，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表面上“最新式”的中国人，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只不过加上了一点现代小市民的自以为是和一点“精神胜利”。

　　在杨先生那里，“信件事件”似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在明先生那里，还要继续折腾。没拿到信之前，他“不放心”“难堪”，因此命令孩子们踩坏杨家的花草；拿到信后，虽然放了心，但激起的心理是“更讨厌那个穷酸”“冲这份讨厌也该把他的花草都踏平了”。

　　最后的“踏花事件”中杨先生“野蛮的血”终于战胜了他的“文明”和“礼貌”，当初想找明先生打一架的念头付诸了扔砖头的实际行动，并通过这种“以暴易暴”的方式，意想不到地换来了太平，“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

　　这样一个结尾，是上述人与事配合进展的结果，但仍然带着点出乎意料的夸张。尤其是明先生的思想转变，略显得有点生硬；不过，这一“野蛮的胜利”正是老舍所想表达的思考。从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两对夫妇是被两桩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但他们之间却是不能沟通的，不存在相互的了解。明先生和杨先生各自猜测着对方，感觉着自己的优越：明先生以杨先生为“穷酸”，杨先生则以明先生为“混蛋”。这些东西由老舍从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写来，让读者觉得分外可笑，同时也很可悲。为打破人们之间的这种隔膜，小说借杨先生的手，砸碎了所谓的“文明”。杨先生砸了明先生家的玻璃，“只觉得这么做痛快，舒服，光荣。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像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觉得年轻，热烈，自由，勇敢”。———文明/野蛮，成了小说中蕴涵的更深刻的主题。

　　对“老大中国”那个优雅然而日渐贫弱的“文明”，老舍一贯抱着一种反思的态度。在老舍看来，为这个文明注入血性和“野蛮”，就是为垂死的文明注入生命力。他的其他作品，如《二马》《四世同堂》等，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思考。我们再进一步扩展，其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的作家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沈从文的小说，在批判城市文明的同时，标举湘西社会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力量；曹禺的话剧，始终受着一种“蛮性的遗留”的吸引，尤其在《北京人》中，他赞美、呼唤原始“北京人”的野蛮。由此看来，《邻居们》不仅是一出世态小喜剧，它还关系到一个文化大问题。

〔1〕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3〕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4〕老舍《事实的运用》，《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5〕参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稿件来源  语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