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庆环　李玉兰
嘉　宾：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　朱永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　朱小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云晓 

　　朱永新　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教

 

　　朱小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俄罗斯教育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

　　孙云晓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少年儿童研究》杂志总编辑。1999年被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教育科学研究专家。

　1949年，文盲占我国人口总数的80%；2008年,我国全面实现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60年来，政府始终坚持让更多人接受教育的理念，走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路子。教育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也使我们的国家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落人后。
　　朱永新、朱小蔓、孙云晓是伴随共和国成长的三位学者，他们受益于新中国教育，投身于新中国教育，对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比别人更多几分关注和思考。
　　知识改变命运
　　我至今仍记得，小学时年年参加国庆大游行，比我低两级生于1949年的同学，胸前挂着“我和祖国一起成长”的牌子。新中国像初升的太阳，新中国的教育也在我们心灵中播撒下极其阳光的种子。 ——朱小蔓
　　记者：新中国建立之初，教育基础薄弱，而且各地发展很不平衡，三位老师少年求学时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朱小蔓：我生于1947年底，已值解放前夕，可以说是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人。我完整地接受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共15年非常好的新中国教育。如果说新中国像阳光一样，我们就是撒在阳光下的种子。我们是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真心感受到我们就是祖国的花朵，心中涌动的是对祖国无限的热爱。那时学校教育以“五爱教育”为主线，老师水平极高，至今我还记得高中老师上课时神采飞扬的样子。那时的教育讲究知识、能力、方法俱全，从教到学非常愉快。课余时间，学生们主动地凑在一起解习题，解苏联习题，解匈牙利习题，简直如痴如狂。下午3、4点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时是去福利院、老人院帮忙照顾孩子、老人，有时是去参加各种艺术活动，大家都很有热情，好学、上进、礼貌、诚实、助人，尊老爱幼，成为那一代青少年儿童的总体精神风貌。
　　朱永新：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的。我小时候在江苏一个小镇度过，虽然那时解决了上小学的问题，但在农村和一些边远地区，能上高中已是不易，上大学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我高中毕业时，大学实行推荐工农兵学员制，我没有奢望，只能老老实实地找口饭吃，当过搬运工、泥瓦匠、翻砂工等，无法主宰自己人生的方向。1977年恢复高考，让包括我在内的一代人的命运得到了根本性改变。
　　孙云晓：改变我命运的是我哥哥“偷”回来的一包书。我中小学正好赶上“文革”，基本上没在学校学到什么知识。当时在技校读书的哥哥看到大量的书被烧觉得可惜，就“偷”回了一书包书，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文学，从此迷上了文学，立志长大成为一名作家。喜欢读书写作的习惯造就了终身学习的我。我的学历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初中毕业，乃至1978年我受推荐到中央团校学习，及至后来分配到《中国少年报》社工作之时。从初中毕业生到区少年宫辅导员再到记者，以至后来成为研究员和作家，是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
　　让教育成为人人共享的权利
　　教育事业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满足了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基本需要。——朱永新
　　记者：60年来，教育发展不仅给个人命运画上决定性的一笔，更因众多个体的改变，成就了新中国60年的巨大变化。
　　朱小蔓：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去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已经达到99.54%。不仅是义务教育普及率，还有高中、大学入学率、人均受教育年限等数字都是全面、大幅度攀升，这是惊人的，表明了中国教育的进步。
　　朱永新：我们可以骄傲地说，经过60年，中国解决了穷国办大教育的世界级大难题，让教育这种过去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的权利，成为所有人的权利。
　　朱小蔓：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进步取得之不易。我们的教育规模扩大是在巨大的社会变迁的压力下完成的，同时又和地域差异、基础薄弱等基本国情叠加在一起，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大规模人口流动等给教育发展和调整带来了巨大难度。无论从什么角度，我们都要肯定这一大规模攀升的意义。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的科林·鲍尔说，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始终走在世界全民教育运动的前列。
　　朱永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提升了全民族的教育素养，提升了全民素质，使我们这个13亿人口的大国迈步走向人力资源大国。正是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提升了我国核心竞争力，成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
　　孙云晓：与此同时，全民族对教育的重视与日俱增。以恢复高考为标志，迎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中国人的求知热情如火山喷发。1981年,《中国少年报》的发行量达到1100多万份,许多家庭经济不宽裕也要给孩子订一份少年报，整个民族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记者：从最初的教育基础薄弱，到改革开放30年之后，我国人民受教育年限达到8.3年，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年，全国共培养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和本专科毕业生4012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7000多万人。从1978年到200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121.17万人，31.97万人学成回国,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据统计,77.61%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为留学归国人员。可以说，是教育事业的发展促成了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奠定了中国的发展。
　　教育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自我定义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必然面临全球竞争，我们的人才必然要适合国际竞争，那么我们的孩子和外国孩子相比究竟怎么样呢？ ——孙云晓
　　记者：最近有一句话很流行，教育是一个民族对未来的自我定义。
　　朱永新：是的，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决定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决策者和执行者的素质品质，而教育在培养决策者和执行者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记者：我国教育事业一直有着未来视角，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总是在“三个面向”中不断反思，从而促成不断的改革，使中国教育不断进步。
　　朱小蔓：说到反思，就不得不提到应试教育。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在华东基层调研时发现有那么一批校长和教师已经意识到应试的危机，开始发展各具特色的素质教育。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报告纲要》，提出中国的教育要由片面追求升学率转向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孙云晓：1993年我写了《夏令营中的较量》，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响，几百家媒体报道和评论报纸转载，成百上千的学校组织讨论，甚至一些报社连篇累牍发表讨论文章，国家领导人也在多个场合提到这篇文章。当时，我的想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必然面临全球竞争，我们的人才必然要适应国际竞争，那么我们的孩子和外国孩子相比究竟怎么样呢？中日青少年探险夏令营正好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
　　记者：那篇报道显示中国孩子在环保意识、生存能力、顽强不屈精神上不如日本孩子，那场讨论使全社会面向未来审视我们的教育，发现应试教育对国家民族的未来是有巨大隐患的。
　　孙云晓：是的，虽然我们目前难脱应试教育之窠臼，但是应该看到全社会在素质教育上已达成了共识，素质教育已成为国家教育的主体思想和努力方向。
　　朱小蔓：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源和人才的促进者，也不仅是专业和才干的促进者，它是整体国民心灵和精神风貌的教化者，对于教育承载的这一重要功能，我们不能放弃。受市场化的影响，受社会转型的影响，物质至上主义、消费主义和快乐价值观正在侵蚀人们的肌体，庸俗文化泛滥，一切都要“娱乐到底”，这些值得教育工作者思考。
　　记者：对，就像您说的，教育更是一种心灵教化。目前频频而出的学术腐败问题，同样值得深思。
　　朱小蔓：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做过七八年的大学副校长，深感现在大学的学风、教风、研究风气越来越值得忧虑。从本科生到博士生，那么多人都在为找工作忙得心慌意乱，不能静下心来读书做学问。一些教师受社会大风气的影响，也受评价体系的影响，急功近利。《高等教育哲学》的作者布鲁巴克这样描述过大学：大学就是教授和有理想的年轻人在一起创造性地遐想。我想，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要在未来更有创造力，更有活力，我们的教育必须珍惜这种“创造性地遐想”。
　　朱永新：面向未来，我们必须思考教育的终极意义。孔老夫子早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教育不仅应该给人幸福，它本身就是充满乐趣的。当下教育中的学生和老师有多少幸福和快乐可言？我曾写过一篇《快乐第一》的文章，不丹是个穷国，却有从幼儿园开始的10年义务教育；丹麦是个富国，学校里没有成绩单，没有评先进，终身学习在那里是最美丽的风景线。最重要的是，因为教育的公平和平等，两个国家的人民幸福指数都很高。
　　记者：记得有网友对您说，这种“幸福”是童话般的幻想，但您回答，这种幸福是我们追求的教育理想。
　　朱永新：对！教育必须有理想。正是因为有理想，我们已经开始把教育均衡化发展列入国家教育发展战略，我们已经认识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
　　孙云晓：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把素质教育真正变为现实，因为只有素质教育才可以说是“幸福”的教育，才能造就创新型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