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校多区”现象既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壮大的需要，更应该看做是一所大学改革创新的结果，大学不应该仅仅是为了扩大生源和办学规模而转向异地办校区、学院或分校。暨南大学校长助理、暨南大学珠海学院院长王志伟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衡量高校“异地办学”的成败得失，应该更多地看它是否成为这所大学高等教 育创新的“试验田”或教育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看它是否能够办成一所创新型的精品校区、学院或分校。

　　教育教学改革先行先试

　　王志伟说，只有体现着创新理念的高等教育才是真正的现代大学教育，而对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则成为现代大学最重要的竞争力。而大学的创新理念和实践以及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在切合实际和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改革中完成。对于任何一所具有几十年，甚至百年办学史的大学名校来说，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推进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即使是校内局部实施的改革举措也必然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改革的成本最低、阻力最小，又最能见效，最容易在调整中完善，在变革中求平衡和示范、推广价值的改革先行试水区域，莫过于从世纪之交以来蓬勃兴起的我国高校“异地办学”所产生的大学新校区、分校或学院。

　　王志伟说，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处于中心城市的校本部空间拥挤、校舍不足和大学扩招的矛盾，而将异地学院办成大一、大二学生的临时迁移地，或照搬所谓“原汁原味”的固有办学模式，在学科结构和专业设置上与校本部同质化办学，这样的异地办学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教育创新的魅力和教学试验的功能。

　　暨南大学珠海学院不仅有暨南大学本部所没有的包装工程、电气自动化等处于国内外高校同类学科前沿和紧密服务新兴产业的优势专业，而且在本科人才培养上，既延伸了本部的办学体系和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又独创了各种直接为教育教学服务的校内实践基地。王志伟举例说，暨南大学珠海学院的大学生校内创业基地培养了在校大学生的创业思维，造就了两支获得广东省大学生创业计划金奖的竞赛队和一支获得全国大学生“挑战杯”金奖的竞赛队；他们的数学建模创新实践基地创办3年多就参加了6届国内外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而且屡创佳绩。去年2月在第24届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4项国际一等奖，奖牌数在全球475所著名高校中位居第14名。在去年9月第17届全国大学生建模比赛中获得5项国家一等奖,奖牌数在全国1023所参赛高校中名列第一；以珠海学院学生为主体的暨南大学辩论队曾在2004年全国大学生“泰豪杯”大赛中摘取亚军奖牌；在全球华人大学生广告创意大赛中获得“金牍奖”和“银牍奖”的也是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学生，他们与珠海市香州区法院合办的校内法庭、别开生面的“英语城”等都成为大学生创新的“孵化器”和综合素质的“训练场”。

　　发挥体制机制创新优势

　　如果说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直接影响着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那么，体制机制的创新活力或守旧僵化则最终决定着高校的强弱兴衰。王志伟认为，目前我国高校普遍盛行的浮躁之风以及屡见不鲜的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现象，是过分行政化管理体制和不合理、不完善的人才评价机制的必然产物。而作为异地办学的大学新校区、分校或学院，与它的母体相比，就更具有体制、机制创新的独特地缘优势和空间上的便利条件，尤其是在珠海这样毗邻港澳地区的“一国两制”交汇点上创办的大学新校区、分校或学院。王志伟告诉记者，近年来暨南大学不拘一格为珠海学院公开招聘学院院长，允许珠海学院根据创新型人才培养和特色化办学需要，自行招聘“珠海学院编制”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师资队伍，就是他们踏上体制机制创新之路的良好开端。

　　王志伟说，珠海大学园区经过10年的改革发展和创新实践，目前拥有的10所高校和国内大学的校区、分校或学院，顺应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时代要求，得益于各级政府的重视以及珠海经济特区的市场经济体制和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办学环境，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了各自体制机制创新的优势。

　　王志伟认为，10年前，作为“侨校+名校”战略定位中的暨南大学，在全国率先将校区从华南地区中心城市广州延伸到了珠三角中等城市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珠海，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在暨南大学近1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基本上担负起了改革创新“试验田”和“示范区”的历史使命，但要真正融入世界高等教育体系，跻身于全球名校的行列，无论是在教育教学改革，还是体制机制创新方面都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尤其是要仰仗于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创新的推进力度和整体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