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媒体的报道，实际上给未成年人制造了一片他们难以逾越的沼泽地。”一谈到当下媒体近乎无边的传播影响力，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现在海量信息和无遮蔽的传播，让他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因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不良报道，几乎每天都在上演。而令人担忧的是，还很少有媒体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和严重性。

　　谁来保护我们3．8亿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媒体今后在面对未成年人时，可否多一些考虑和顾忌？8日，刚从英国回京的孙云晓，一听记者的问题，时差还没倒过来，就在家中欣然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这几年关于企业家暴富、炫富的报道太多了

　　中国青年报：你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呼吁新闻报道要注意保护未成年人。

　　孙云晓：新闻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如何体现对未成年人的关怀，一直是传播领域的重大课题。在越来越开放的信息化社会，信息质量对未成年人影响巨大。纵向比较，当下青少年的独立性、批判性和选择性，都比过去的同龄人强得多，但再强，孩子毕竟是孩子。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说“再强也是孩子”呢？

　　孙云晓：我的意思是，他们依然需要成人的保护和帮助。

　　有人说，如今是“菜鸟”教育“老鸟”。70％的青少年觉得他们上网冲浪本事大，比父母懂得多，父母老师反而成“菜鸟”了。实际上，他们对信息尽管知道不少，但理解得少啊——他们不知道自己“菜”，不认为自己“菜”，这正是问题所在。

　　我现在感觉到，青少年教育遇到的最大困难，莫过于媒体的不良影响。这代青少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少年，都更加充分地受媒体影响。信息化时代，媒体动摇了父母和老师的权威地位。

　　各种媒体一方面给青少年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另一方面也给他们制造了很多陷阱。2000年我们有项调查显示，13.5％的中小学生的理想职业是“科学家”，排第一。到2009年，这个结果就发生了颠覆性变化，排第一的成了“企业家”，其次是“歌星影星”。“科学家”的排名倒数第三，只比“工人”和“农民”靠前一点。

　　中国青年报：“企业家”排第一和媒体有什么关系呢？

　　孙云晓：这几年关于企业家暴富、炫富的报道太多了。潜移默化，会给青少年一个印象：富有即英雄，成名就很牛。至于信誉如何，是不是有社会责任感，可以忽略不计。我就发现，现在一些中学生对财富的向往极其强烈，长大就想当富人。这跟媒体报道有很大关系。

　　还有一类报道，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也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伤害。比如，有些媒体每年都在第一时间使劲报道高考状元。在国家已经把素质教育作为教育发展主体思想的今天，这种报道是不应该的。这里有个导向问题，这些媒体是把状元树为青少年的楷模。高考第一名大红大紫，第二名默默无闻，这对吗？状元就是楷模吗？

　　任何一个惊恐万分、拼命逃生的孩子都是正常的

　　中国青年报：那你觉得，什么样的人可以是青少年的楷模？

　　孙云晓：为未成年人树立榜样的报道，有些也是片面性的。从新中国成立到1985年,受省级以上表彰的英雄少年大概有36人,与坏人搏斗、救火、下水救人、救火车、保护集体财产等类型有33人，占91.6％。其中单是下水救人的11个少年英雄，就有10人牺牲了。榜样教育是导向教育，但这种少年英雄导向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和成长的规律。

　　前几年，有个电影叫《背起爸爸上学》，是个真实的故事，最早由媒体报道出来，很感人。甘肃一个不到14岁的男孩，在哥哥不承担赡养义务的情况下，毅然背起爸爸上学。主人公作为一个身心俱未成熟的孩子，就挑起这么重的生活担子，无疑是会受到伤害的。赡养残疾父母，这是成年人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不应该鼓励孩子来承担。这种导向会鼓励更多未成年人模仿，带来更多潜在伤害。

　　我还想说一点，就是关于赖宁的报道。当时我在中国青少年报社工作，采写过赖宁的事迹。我在写的时候就注意把握了一条，明确写上“不提倡少年儿童上山救火”。写赖宁事迹的重点也不是救火，而是突出他的胸怀大志、勇于探索、全面发展、刻苦磨炼。学赖宁决不是学习他救火牺牲。

　　中国青年报：但一提赖宁，大家想到的还是那个救火牺牲的孩子。

　　孙云晓：最近，在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赖宁是300个候选人之一。在有关他的一小段事迹介绍中，90％的内容还是在讲他救火。我看了有点遗憾：赖宁事迹的本质不在这里。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少年英雄，赖宁本质是勇于探索的现代少年。他能够组织一个探险队上山探险，还博览群书，很有环保意识。他身上有现代人气质和科学精神。我在赖宁报道结尾处，写过一个细节，就是赖宁牺牲后，妈妈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赔偿被他打碎的玻璃。赖宁很顽皮，自己研制火药枪，打碎了人家的玻璃，妈妈就批评他，让他用零花钱去赔偿，结果他还没来得及赔就牺牲了。于是赖宁妈妈买了玻璃，把发票在他的墓前烧了。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他是英雄，也是孩子。”

　　由此说到去年抗震救灾小英雄的报道。那些报道很感人，但在讲英雄少年事迹时，不该回避他们的害怕、恐惧，这些是很正常的。可媒体潜意识里大概觉得只有坚强才对，软弱就不对。所以评选抗震救灾英雄少年时，我就担心灾区其他的孩子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觉得“他们不害怕，是英雄；我怕，我不是”？其实任何一个惊恐万分、拼命逃生的孩子都是正常的。

　　对犯罪报道细节的模仿是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动因

　　中国青年报：现在还有一些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报道。《广播影视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般不予公开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

　　孙云晓：受媒体不良报道影响的青少年更容易犯罪。据公安部调查，看过黄色录像的未成年犯人高达76％，而普通中学生才7％。对犯罪报道细节的模仿，也是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动因。

媒体对细节报道得越细，青少年模仿得越多，因为不假思索的模仿是儿童的天性，儿童的学习方式也是观察性学习。

　　对新闻报道来说，报道暴力犯罪之类的内容也是正常的。但要注意的是，第一，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是一个恒定的原则，即使在后半夜播出也不能不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第二，犯罪的细节不宜报道。

　　所以，我主张新闻从业人员接受专门的培训，学习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和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国青年报：最急需培训的是哪些内容？

　　孙云晓：报道未成年人问题时，既要符合新闻规则，又要遵守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则，这两个规则要兼顾。国家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受特殊保护和优先保护，这种保护的基本原则就是，怎么做对未成年人发展有利就怎么做。保护什么呢？保护未成年人的四项基本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比方说，我们有的报道在涉及小女孩被强奸时报道过细。一说就说到某城市、某街道、某家庭的女孩被强奸了，受到了多么多么严重的摧残，甚至提到一些非常残忍的手法。这样的报道出来，这个女孩的未来怎么办？所有的议论，哪怕是同情的议论，都会对她造成巨大伤害。这就是不良的媒体报道，它可能带来对孩子一生的伤害。

　　我们应该制定媒体报道中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细则。《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个原则性的母法，还应该出台实施细则或条例，在新闻传播系统中贯彻实施。

　　中国青年报：有些报道也许并不涉及法律，更多还是在职业道德层面。对于这部分报道，您怎么看？

　　孙云晓：这要靠行业自律。前段时间，网上不是炒作“很黄很暴力”吗？那个孩子还被“人肉搜索”出来了。这绝对是一个媒体暴力事件，就好比一群大人蒙着头来群殴一个年幼的孩子。这是媒体群殴，非常残忍。这种事情如果不干预，以后随时可能发生，尤其在互联网时代，这个太容易了。

　　媒体不仅要保护孩子的生命，也要保护孩子的隐私

　　中国青年报：对于一些客观甚至正面的报道，也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吗？

　　孙云晓：也要注意。你看电视，时不常会有这种报道：某某企业家特别有爱心，捐了多少钱给学校或贫困学生，受助孩子上台领取善款，感谢、鞠躬。我觉得这都可能对未成年人的发展不利。首先，他们也许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穷或受助的事，而且他们也有权不让人知道。送温暖、献爱心本身很好，但应该悄悄地送。

　　我还看过一个电视画面，当时就很不舒服，那是1998年抗洪救灾的报道。一个只有6岁的小女孩，在大水包围的树上被解救下来，赤身裸体地被抱来抱去。报道本身没问题，但居然没打马赛克，至少脸部和身体一些部位应该有遮挡啊！后来这个镜头还被重播了很多次，也没有经过处理。当时我就觉得问题太大了，这个女孩以后怎么办？对于现场抢救，这当然是没办法的，但作为报道，它被不停地重播，还成了历史性画面。这就说明新闻工作者缺乏意识，儿童有受保护的权利。这个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孩子的生命，也是保护孩子的隐私；媒体不光要对他们的现在负责，还要对他们的未来负责。

　　中国青年报：这几年，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孙云晓：稍微好一点，但总体而言，还是做得很不够。这里实际上有一种低层次和高层次的区分。最低层次是，未成年人的隐私不能过于披露，这是底线。高层次是，注重未成年人的参与，传达未成年人的声音。我们现在许多有关儿童的报道，儿童往往只是一种装饰，不是他们真正的参与和表达。对于一切跟儿童有关的事情，包括教育政策、校外生活、儿童服装用品、文学艺术等，媒体都应该传达儿童的声音。有些媒体已经注意到什么事不能报道了，但对尊重未成年人的参与权还缺乏意识。比如，现在很多儿童文学艺术的评奖，孩子都没有参与权，成年人评出来的作品，孩子们常说什么啊，不爱看。

　　有一条我都呼吁好多年了，即希望六一儿童节能够成为儿童的狂欢节。儿童节现在往往都是成人化的方式，开大会、表彰、文艺演出。关于儿童节的报道，几乎没有哪一年能真正报道成儿童的节日。

　　在人物报道上，需要媒体有“扭转乾坤”的气势

　　中国青年报：现在会有一些涉毒报道，吸毒感受和毒品名称的描述，好像会让人产生好奇。

　　孙云晓：这又涉及一个重要问题。比如明星吸毒，这是可以报道的，但不能渲染吸毒的感受，否则容易诱惑未成年人。不能出现有关吸毒兴奋状态的表达，只能是简单陈述。

　　现在的未成年人有个特点，他们一方面会表现出对媒体报道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又常常信以为真。我们曾做过调查，“什么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品德、理想信念影响最大”，排名第一的是家庭（37.7％），然后是学校（30.9％），报刊才占1．6％，互联网占4．9％，电视和书籍分别占8．4％和9.4％。对于思想品德，还是家庭和学校影响更大。但他们对企业家、明星的崇拜，好像又是与媒体渲染密切相关的，父母与教师受到的媒体影响也会传染给孩子。可以说，媒体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塑造作用很小，负面影响却很大。

　　媒体应该在这方面负有特别的责任，必须对民族负责、对未来负责。首先，在人物报道上，需要媒体有“扭转乾坤”的气势。什么叫“扭转乾坤”？就是要把关于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发明家，甚至普通的工人、农民的报道量，加大。现在，基本上是明星报道占70％，其他加一块儿占30％。我觉得应该倒过来，把明星报道控制在30％，其他人物的报道量加大，而且要提高报道水平。

　　中国青年报：但青少年可能普遍对非明星报道不那么感兴趣啊？

　　孙云晓：这和媒体报道方式有很大关系——报道的正面人物不可爱。像神舟飞船的发射和前不久日全食的报道，我觉得就很不错，进行了一次全民的科普，唤起了民众的好奇，但可惜报道持续时间太短。我觉得这些报道，对青少年一生都是有帮助的。

　　我认为崇拜演艺明星、吃喝玩乐、追求名牌，绝不是这一代青少年的唯一追求。我一直认为这一代青少年将成为巨人，他们有一种不可限量的潜质，也有一种气势磅礴的追求，只是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多样性的环境，在视野上，可以包括天文、地理、高新科技，使这个世界变得丰富多彩。

　　媒体确实需要一个大的改造。其实，现在已经有人在做了，但我觉得还不够普及。应该让全国的媒体工作者有一个广泛的系统的培训。媒体还应该联合起来，建立一个保护未成年人的自律联盟。

　　中国青年报：除了媒体自律，我们全社会在保护未成年人上，还可以做什么？

　　孙云晓：在今年两会上，我们有一个重要提案，就是建立“国家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日常办公机构可以设置在团中央。由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统一领导，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状况监测体系，完善监督机制。

　　我们现在好像没有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审查，所以需要发展一些政府部门、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来做这个事。据我所知，律师协会里就有一个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记协也应该有。